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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奇特现象的解读:珠三角农民工观察


  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已经成为当下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不会过于忧心,因为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有然,我们更有足够的方式来面对可能最坏的结果,并改善之;我们当然不会盲目乐观,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危机当下显得相当严峻,须在短期应对之策和长远治本之道中寻求平衡。

(一)告别

  2008年底,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在珠三角地区的劳动所门前,一群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着做什么。他们不是做工伤鉴定,更不是聚众闹事,而是退回社保金。队伍秩序井然,像是一场告别仪式,因为他们退回了这笔社保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返回乡村。

  就如西方人刚来到中国见到男人穿裙子、女人穿裤子不可理解一样,站在西方人的立场看:哪一国公民会这样减轻国家的负担,不要社保就回家呢?对这个国家的老一代人来说,可能会想到“农民的事情农民办,不给国家添负担”。

  当然,以上仅仅是猜想。老百姓自觉不给国家添负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模式也还没有到来。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的农民南下广东,堪称一段壮观的历史。王志纲在其《百万移民下珠江》一文中这样描叙: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少男少女,带着玫瑰色的希冀,告别父老乡亲,被珠江三角洲强大的引力吸入她宽厚的怀抱,这个社会经济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发人深思的现代剧。

  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曾使农民工南下“折了一下腰”,但伤势很快恢复,以后便是更汹涌地南下,国家顺势推出了出口导向型的激励政策,并确立了廉价劳动力的国别比较优势理论。从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第二轮的高速增长,年均超过两位数。据有关数据统计迄今为止,广东省吸纳了三千万外来劳动力。

  农民工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大包小包,肩挑背扛,拖家带口,从贵州、河南、湖北、江西等省份涌向广东——这个充满屈辱又充满希望的淘金地。

  “屈辱”这个词没错,每一个早年出来的农民工都不会反对。深圳的张治儒,1993年来到广东,冬天的夜晚,他见到老板用水龙头对着工人冲,仅仅是惩罚上班迟到。他还见到保安打死了工友,几天之后大摇大摆地回来上班,他发誓再也不进工厂打工。回家创业失败后,六七后他再出来,不幸送货途中遇工伤,打官司索赔,后来他成立了专门的打工组织——深圳外来工协会。这个组织现在已经被取缔,改名后他有了一家新组织。

  深圳的一家外贸企业老板回忆说,早年工厂保安打工人是家常便饭,关到一个小房子里,一群人打一个人,他有时都看得掉眼泪。在城市里,各种证件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边防证、未婚证、暂住证……没有证?关起来,或是遣返。

  那时,从广州到东莞要4个小时的车程,中间有一大片荒地农田,厂子少,人却不断涌入。在工业区里,正如工人所说:四条腿的青蛙难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么?农民工带着辛酸和屈辱留在上世纪末期的南方城市,他们还属于第一代打工者。

  他们老了,80后慢慢成长起来了。1980年出生,到2000年已经有20岁了。珠三角的工厂依然一样,只招年轻人,年纪大的不要。那些没有技术的、35岁以上的农民工只能去到劳动条件更为艰苦的建筑工地和矿井,而工业厂房内仍然是新鲜的血液。80后成了打工的主力军。他们不满人格被侮辱,不满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他们不仅要生存,还要有尊严。孙志刚是个典型,他性格倔强,仅仅是为在街上闲逛,没有带身份证,也没有办暂住证,后来被活活打死在收容站。

  孙志刚死后第二年,长三角对珠三角的竞争态势已经显现,而珠三角地区作坊和工厂的迅猛增加、职业教育的落后、季节性用工需求剧增,竟然让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民工荒”。这种变化的背后不是劳动力数量的绝对短缺,而是结构性短缺。一个在东莞南城车站附近居住的江西某县的劳务中介说,那个时候,给好厂送人要给工厂人事部门送礼,这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而“好厂”仅仅是指伙食里有肉,基本工资能比三五百高一些,最好加加班费能达到1千元。为此,工人选好厂,要交四五百元的介绍费,这相当于半个多月的工资。

  也正是趁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东风,劳务派遣公司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他们专门“买人卖人”,囤积工人,提供给接到订单的厂家,只要一个电话,一个数字,人员马上送到。一个工期结束,人员送回,由劳务派遣公司负责发工资。深圳全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张全收凭借这一模式几年内成为资产达数千万的老板,而几年前,他不过是一个枕着砖头、拣个破凉席睡在街头的流浪汉。

  在民工荒的年代,工伤依然普遍。那些依靠旧机器、没有职业培训却又超时加班的小厂成为了吃手指的机器。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近十年来一直为工伤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估计,珠三角地区每年要吃掉四万只手指。这个数字是有据可查的,仅仅去一家家高楼林立的手外科医院的住院床铺就可以估算出来。工伤带动了手外科在珠三角地区的发达。工伤的秘密同样也可以在内地任何一个劳动力输出大县的任何一个村庄发现,你随意进入一个村庄,你就会听说到某某在外打工断手指的故事,那太平常了,只要手指能换来赔偿,他们并不觉得是伤害。

  工人在付出生命代价创造财富与繁华,而他们讨要工伤赔偿却总是充满艰辛和绝望。有的人,甚至一家三四人在同一厂里打工,四人中三人受工伤。2006年春节前夕,一位来自四川16岁的打工妹曾对我说,她新年最大的愿望是领到被拖欠的700元工资和他爸爸的工伤能获得赔偿。这对她来说,是个奢望。

  许多老板根本不怕打官司,他多半是开出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赔偿价说:“你不同意?你去告啊,有本事你去告啊。”我不只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开庭的现场,老板的律师承认了一切关于工伤的事实,但就是不愿意付出应给的赔偿,他“站在农民工的角度”劝说农民工:这个官司我劝你不要打了,要打下去,起码一年,两年,耗死你。

  一位在番禺打工的工伤者的老乡听了律师这样的劝说后,对他老乡说,“走,咱不告了,咱还怕他,老板有车有房有小孩,我们还怕他……”

  工人普遍拥有社会保险,那是在2005年左右的事,虽然2002年9月份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各类企业招用农民工,应签订劳动合同,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没有劳动部门的监察和执行,法律形同虚设。

  劳动部门加强执法,并在处理劳动仲裁案件更多偏向与农民工,这是2000年以后的事。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与服务的通知》,同年劳动保障部办公厅致函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包括农民轮换工),应当适用《劳动法》”。而二十余年前,国务院曾颁布《关于严格限制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的文件,十余年前曾颁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

  为什么忽然有改变呢?在劳工学者看来,这是工人抗争的结果。没有工人血和泪的抗争,便不会有后来的进步。珠三角地区的劳工组织一直在默默地生长,最初他们还没有被香港及海外的基金会所关注,只是维权者在上访、打官司中互相结识,互相鼓励。重庆律师周立太1996年第一次来深圳代理劳工案件后,竟意外留在了深圳,他发现这里的工人待遇太差了,他帮工人讨到了工伤赔偿引起了轰动。他收留了许多工伤者,包括祝强,这个失去了右臂的农民工,后来,祝强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人组织。

  十年左右的时间,工人草根组织已呈燎原之势,若从经济学分析则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事情。这些劳工NGO多半同时从事诉讼代理服务,他们一度被称“黑律师”,正因为这些贴近农民工的“黑律师”,相较于正规律师收费高昂,他们收费低廉,市场空白让以法律服务为核心的劳工组织迅猛发展。因此无论怎么取缔,它肯定仍然会顽强地存在,只是挂上合法或非法的名义而已。

  另一个原因则是珠三角的这种发展模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而这些企业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分享的利润却是很少。作为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大多数企业所获得的制造环节的利润甚至还不到品牌商的1/10,整个产业链条,中国处于最低端,这样的发展模式,牺牲了太大,得到却甚少。虽然有这么多廉价的产品销往世界,但世界也并不领情——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等等。中国必须得改变,无论于内于外。

  近年来,工人权益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新劳动合同法颁布被认为是标志性事件,这一法律颁布被劳工学者认为是费了十年之功夫才达成,而珠三角的企业主却普遍不满,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拖垮中国经济的罪魁祸首。

  劳动部门执法加强和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工人签约率大幅度上升,而企业也难逃劳动局监管,必须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金。对于原户籍不在城镇的,保险的种类只包括工伤(无需个人缴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而对于原户籍为城镇的,则还包括失业保险。

  不少工人本来对从工资中扣除了个人缴纳的保险费部分耿耿于怀,他们从未把自己作为新广东人看待,外界也没有为此创造足够的条件。而今,他们要返回家乡,下一步去哪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保险金既带不走,也移不到他的户籍所在地,他今后也不一定再来这个城市。一个退保的农民工说,“这个保险有什么用?”

  而对于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来说,保险中没有失业保险——他们被认为是有土地的一群人,不存在失业之说。而失业对他们影响,却是致命的。排队、退保、离开,这成了他们再现实不过的选择。

 

作者:骏伯劳务派遣网 来源:劳务派遣网 时间: 200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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